國務院辦公廳日前下發的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提出，經過五年努力，全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，重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減少；力爭再用五年或更長時間，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氣，全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。

　　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，可視為關于空氣治理的“頂層設計”。此前，在環保治理上，各地也給出了不少時間表或承諾，但從輿情反饋看，只能說期待與疑慮并重。必須承認，環境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治理過程本身就是很好的“答卷”。其中一個重要方面，即公眾的環保權利得到怎樣的保障與加強。

　　事實上，早在五年前，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就指出，解決中國嚴峻環境問題的zui終動力來自于公眾。而近年來，民眾對于環保的參與熱情也在大大小小的環保事件中多次被證明。

　　目前的環保困境，恰恰是體現于監管部門也即行政力量與污染企業的單兵作戰，且缺乏有效監督的監管部門又常常被污染企業“俘獲”。雖然，從大的背景而言，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的產業現狀和官員政績考核的唯GDP化有關，但是民意的缺席和難以形成真正的制約效力，也是產業升級和政績考核體系優化動力不足的一個重要成因。

　　在某種程度上，檢視政府對于治污的誠意與效果，公眾環保權利的實現程度無疑是一個重要指標。這具體包括社會組織的發育程度，污染信息的公開程度，環保公益訴訟主體的開放程度等等。保障公眾的環保權利，于環保治理，是拓寬官民共治；于簡政放權，是政府向社會放權，培育社會力量。它的作用是雙向的，既監督監管部門的環保執法，又監督企業的生產行為。

　　改變單純的由上至下的科層制環保治理體系，橫向拓展公民的環保權益，更在于，公民個人對于環境的權益zui為敏感，具有天然的“監管”動力。但現實中，發現污染并非難事，多見的恰是污染被發現后，監管部門無可奈何或是“無動于衷”。這種情況下，具有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環保組織的發展，就當起到重要作用。

　　面對環保執法一直較弱的現狀，不少人認為應該為環保部門擴權，這當然是一個方向，但這依然沿襲的是舊有的行政擴權治理思維，扶持民間環保組織的成長并在法律上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利主體資格，降低公眾的參與成本，從成熟國家的經驗而言，無疑更值得嘗試。

　　此次的計劃對此也有明確暗示，如要求各地提高環境信息公開程度，廣泛動員社會參與。各地在落實過程中，當以更加具體的細節規定來充實這一內涵。可以肯定的是，“美麗中國”的建構過程，必定是公眾環保權利日漸充盈的過程，“美麗中國”，也一定是環保權利的春天。